2012年11月17日，香港道风山基督教研究中心和bw必威西汉姆联官网在上海映像戴斯大酒店联合举办了“民初多元语境下的中国基督教”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云南大学、Betway必威西汉姆联、上海大学、暨南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8所高校和1家学术刊物的2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主要围绕民初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民初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看法、民初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基督教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

一、            民初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宗教问题是影响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基督教作为舶来品，从明朝初年传入中国之后一直与中国社会发生着互动。辛亥革命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体制及政权，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方面百花齐放的土壤，为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了便利。但是基督教几百年来与中国社会的相遇之复杂并没有减弱，基督教作为舶来品虽然伴随着先进的科技知识一起到来，但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也有着特殊性。同时基督教乃至中国信仰本身对中国社会都有着不可言喻的影响。围绕此问题，与会学者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和建设性的意见。      

Betway必威西汉姆联的李向平老师阐述了“天命.革命.主义”， 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咋看一下，好像仅仅是一个传统朝廷被推翻而已，但是，辛亥革命却在中国信仰的历史本质上，改变了顺天应人的“汤武革命”模式，改变了传统信仰伴随天子、天命的传统重建方式，以近代民国共和统治的形式把天子统治天下的形式予以了彻底的否定。辛亥革命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打破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近似于自然选择的权力秩序，意可颠覆固有的价值体系，翻天地覆，打倒一切，横扫一切。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消灭了君主制，而此种君主制不仅仅是欧洲式民族国家的那种君王系统，而且是天命式的普遍的王权系统（转引自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9页）。所以，应特别注意的，是这个“天命式的普遍的王权系统”。它是由天命和王权整合而成的系统。王权系统容易推翻，天命信仰反而会得到继承，可能被改变为一种现代社会正义形式，以后者证明前者。孙中山在十九世纪末发起革命时所传扬的打道皇帝、“天命无常”的观念，此时已被孙中山的革命党证明，天命是无常的、皇帝可以被打道的，呈现为一个革命的成功形式了。这说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信仰”，从传统中国走近了近代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经由那种强烈的圣人道德正义观念的权力秩序，而变成了具有政治制度化的权力秩序和意识形态化的伦理信条，同样还在时代交替之中，建构了一种与国家建构同步的权力信仰建设。

暨南大学的陈才俊老师为大家分享了自己的看法：1911年爆发于中国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不仅导致腐朽衰败之满清王朝的倾覆瓦解，而且标志着中国两千余年之君主专治政体的寿终正寝，宣告民主共和新纪元的隆重开启。面对这一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巨变，不但中国社会各阶层反应不一，态度迥异，就连其时在华之西方人士亦对之毁誉参半，各执一词。美国在华传教士可谓其中一个颇为独特的社会群体。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当大多数美国在华外交官、商人、新闻界人士等均对迅猛激烈的革命运动抱以审慎、观望、冷淡乃至怀疑态度之际，美国在华传教士所持之立场则截然相反，他们普遍颂赞并积极鼓励革命之行动。尤其因为宗教信仰之故，传教士曾一度将中国革命的领袖、同时也是基督徒的孙中山视为自己在华之“代言人”与基督宗教植根中国之希望。然而，1913年3月之后，随着中国几起重大事件的相继发生，美国人逐渐将孙中山视为影响中国稳定安宁与和平统一的障碍，传教士同样因为宗教信仰之由，顾忌到其与孙中山及其他基督徒革命领袖之密切关系会招致中国人对基督宗教的反对，加之动荡混乱的局面不利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最终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二、            民初其他宗教对基督教的看法

民国初年对中国的各个宗教都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破除封建迷信的呼声颠覆了千百年来国人对宗教本身的看法及作为，而基督教伴随着科学技术而来，既有着宗教本身的神秘性同时也披着反迷信的外衣，从其他宗教当时对基督教的态度可以看出在宗教界基督教的位置，Betway必威西汉姆联的蔡林波副教授分享了当时道教的史料，同时也同大家分享了心得：民国时期，道教凋敝颓败，本已无力于信仰、思想、文化上正常发挥其能量；然其作为汉民族之文化根柢，故仍有崇道、奉道者汲汲于道术修炼、营建社团，并尽力提炼、升华其思想和精神，以图复振道业。然其时之环境，已迥然于古代。西学东渐，涌塞入华，翕然成风，道教乃遇前所未有之挑战。幸有张竹铭、陈撄宁、常遵先、汪伯英、易心莹等奉道者，勉力同心，欲挽道教之颓。此若干人等，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创《扬善半月刊》（1933-1937）、《仙道月报》（1939-1941）。刊物宗旨，乃致力于创兴道教“仙学”，然亦倡“三教一贯、五教平等”；故，内括有对佛、儒、耶、回等相碰撞与对话之内容。此举既为时世情势所驱，亦当属道教本有之习性所然。

三、            民初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基督教

    历史是由群众铸造的，但是在历史中总有一个个“英雄”脱颖而出，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创者，陈独秀先生与汉语神学的关系成为了云南大学李跃红老师关注的对象，在会议中李教授向大家讲述了一个与神学有关的陈独秀：由于民初时期特有的多元语境，使得陈独秀基督教论呈现不同倾向，其“摆动”“变化”，体现了基督教和汉语神学在民初复杂的社会局面和多元语境当中的不同遭遇和地位。然而就历史长河中的伸展度或历史演变的实际过程来看，各种语境并非等量齐观，有的语境富有时代性，而有的则具有恒常性。陈独秀推崇的耶稣精神，“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等，所因应的对象，便是现代人格培植和文化深层的改造，而这无疑是人类精神发展常说常新的话题，对于仍在变革中的中国文化来说，尤其如此。以当今时代论，与陈独秀时代更为接近的语境显然不是反帝反传统，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人心人格的更新变革。当前道德状况已然逼人地证明了这一点。陈独秀对基督教精神的推崇和对教会抨击，无形中显示出一个观点，即基督教与汉语神学所直接指对的领域，不是社会-政治方面，而是人文学科或者说个体生命思想和生命精神品格方面。至少就当时而言，基督教能够有效进入公共思想领域的成分，并非教会组织和教义体系，而是耶稣的精神和品格。这不仅表明基督教可以划分为组织结构、教义体系和精神实质等不同方面的可能性，而且提示着眼于思想学术领域的汉语神学的主要关注面，或应是圣经内容和耶稣基督的精神。基督教教会活动和基督教教义诠释，亦或应该环此展开。这对于汉语神学和基督教发展研究而言是值得注意的。陈独秀基督教论的“变”与“不变”，体现了基督教在科学理性语境中的某种状况，具体而言便是在“救亡与启蒙”，社会与个人，国家民族与个体生命之间的不同倾斜乃至纠结。这同时也约略表明基督教在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总体特征。尽管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但彼时的状况也许喻示着整个汉语神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境遇。

本次既是题目又是方法的“多元语境”被与会学者津津乐道，“多元语境”为多年融合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民初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向。不仅单纯把目光投向基督教本身，也涉及到了其他宗教领域、社会领域，为日后的学术会议提供了新的模式。